830年，大摩拉维亚国建立，乌克兰人于9世纪末建立了强大的基辅罗斯，10世纪初建立捷克公国，而波兰王国则诞生于965年。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绝大多数斯拉夫国家里，都形成了现代民族。

每年的6月25日被定为斯拉夫人的友谊团结日。

直到6世纪，斯拉夫人仍处于氏族公社制的阶段，但已经出现了比较巩固的军事组织，部落会议在原始的民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时，农业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活动，同时从事畜牧业、渔业和养蜂业。各种手工业，如冶金、纺织、皮革、木工、制陶等也有发展。此时的住房比较简陋，一般是半地窖式的土屋，近似正方形。住地大都选择在山林水泽附近。

斯拉夫人同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一样，有着牢固的村社制度，但并没有广泛地使用奴隶，战俘可以享受自由人的待遇。他们的社会发展超越了奴隶制的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

东正教、天主教

斯拉夫神话是斯拉夫民族特有的一个神话体系。已传承了超过3000年以上。按地区来分，斯拉夫神话大略可分为东斯拉夫神话与西斯拉夫神话。东斯拉夫神话主要流传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西斯拉夫神话则主要流传于波兰的北部地区，邻近波罗的海。

可惜的是与希腊神话跟埃及神话不同，斯拉夫神话并没有来自信仰者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然而，古老神话的片段还是通过口头流传的叙事史诗（往往会为其谱上曲，并演唱作为民间歌谣）、民间传说和民俗节日而保存。在1000多年后的21世纪，随着东欧民族主义的复兴，被湮灭良久的斯拉夫神话重新引发了人们研究和复原的兴趣。

最先在著作中提及斯拉夫神话的，是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罗科匹厄斯。他提到西斯拉夫的一个部落主要崇拜一个“司雷电的神明”，以及一些恶灵和精灵。尽管没有提及名字，但普遍认为“司雷电的神明”指斯拉夫神话中的大神佩龙。另外一部重要的著作是12世纪初的《原初编年史（Primary Chronicle）》，里面记录了东欧地区及俄罗斯境内早期的异教信仰和历史传说。

斯拉夫人各部落的信仰有差别，对于处于最高位的“大神”有不同的说法，但其中比较为人所公认的至高神明就是大神佩龙。而不同的斯拉夫地区，同一种职能可能会有不同的神明。

斯拉夫人的族源是东西方斯拉夫学研究的元问题。关于其起源时间，最早可至公元前3000年，晚至4世纪；起源地则有“多瑙河说”“第聂伯河说”“喀尔巴阡山说”“奥得河说”“亚洲起源说”，众说纷纭。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虽积累了一定基础，但也面临着各自困境。

历史学：缺乏史料

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探寻族群起源，是历史学最常用的基础方法之一。最早回答斯拉夫人族源问题的是古罗斯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12世纪初）。这是斯拉夫人起源“多瑙河说”的俄国版本：斯拉夫人是“雅弗的后裔”，定居于“多瑙河流域”。这一认识在中世纪罗斯编年史和著作中流行。与此不同，15—16世纪波兰和捷克的编年史，则流行着古代斯拉夫人是“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的说法。

实际上，俄国编年史出现较晚，应当从更早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斯拉夫人的踪迹。能追溯到斯拉夫人族源记载的史籍不多，且斯拉夫人隐藏在众多族名之下，如维涅德人、安特人、斯克拉文人。1824年，В. 苏罗维茨基指出，古典著作中的维涅德人就是斯拉夫人，这一看法得到公认。但在А. А. 沙赫玛托夫的研究之后，罗马史料中的维涅德人就不再被视为斯拉夫人的祖先，而是古代史学家后来附加给斯拉夫人的名称。安特人、斯克拉文人是原始斯拉夫人之说也多有存疑。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加之描述不确定，解答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文本史料。在族源研究领域，起源神话和传说逐渐不被视为有效可用的史料，传统文献应首先接受严格的“史料批判”。

语言学：时间、空间难以确定

历史比较语言学为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语言学家对斯拉夫人族源的研究一般从探讨印欧人发源地开始，以斯拉夫语从印欧语系中分化产生为逻辑基础，并通过探讨斯拉夫语与其他族群语言之间关系来辨识斯拉夫人的族源。斯拉夫语属于印欧语系，但如何分化而来？德国语言学家H.克拉埃在20世纪50年代论证了作为中间阶段的古欧洲语共同体的理论。语言学家通过研究表明，斯拉夫人在词汇方面比立陶宛人更接近普鲁士人，比罗曼语更接近日耳曼语，比波罗的语更接近凯尔特语。从而基本确定，早期斯拉夫人的地域首先是在日耳曼人与西波罗的人之间的地区。斯拉夫人的邻居同时还有凯尔特人、色雷斯人，最初与伊朗人也有紧密接触。

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分期乃是确定斯拉夫人族群起源非常关键的一步，语言学对此却难有统一意见。其中一种分期方法是由Ф. П. 菲林提出的：第一阶段是斯拉夫语体系基础建立的初始阶段（公元前1000年末），这时斯拉夫语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发展，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印欧语言的独立体系；第二阶段（公元前1000年末到3—4世纪），斯拉夫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辅音的颚化，消除某些双元音，词尾中辅音排列的变化等），发展它的语法体系，并不断补充新词汇，形成其第一次方言分化；第三阶段（5—7世纪），这一阶段恰与斯拉夫人的广泛散居相符，斯拉夫人大迁徙最终导致分化为单独的斯拉夫语。

地名学可为解决斯拉夫人族源问题提供新路径。科学分析专有地名可能梳理保留在地理名录中的民族语言痕迹，确定不同族群集团迁徙的路线和地区。地理名称中对族群起源考查最有价值和富含信息量的是水体名称。水体名称大部分是在居民点名称产生之前的古代形成的，而且很少随族群迁移和更替发生重大改变。学者Ю. 乌多里夫《古代欧洲水体名称与原始斯拉夫人的水体名称》的报告引起了关注。报告分析了最早的斯拉夫水体名称，在广泛使用古代欧洲水体名称时，斯拉夫人借助构词形式、加后缀、元音交替等而逐渐让这些名称有所变形。其研究划出了这些变化过程的地域：北从喀尔巴阡山，西至奥得河流域上游，东到第聂伯河中游右岸。

可见，现代语言学在阐明斯拉夫人族源问题上意义重大。但困境亦很明显，至少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难以确定原始斯拉夫语言起源和族群形成的确切时间，以及具体地域。

人类学和民族学：间接性与起步晚

人类学中对解决斯拉夫人族群起源问题颇具价值的是，侧重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特质的自然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侧重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特质的文化人类学。文化上，需考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所有生活过斯拉夫人及其先辈的地区的死者火化仪式，但实际完全缺乏早期斯拉夫人的材料。最早的斯拉夫人人类学资料要到他们分别大量定居于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时期去寻找，但这一时期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与本地部落居民——凯尔特人、西徐亚-萨尔马特人、日耳曼人、波罗的人、色雷斯人、芬兰-乌戈尔人居民混居在一起的。因而，在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的不同居民点所呈现的是迥异的人类学构成，后来的中世纪颅骨学材料难以描述斯拉夫人的原有面貌。一些人类学家曾着手对比分析不相连的、超过两千年间的颅骨材料，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假设性质，这种假设的结果对于族群起源研究是难以利用的。只能说，中世纪的人类学材料对于研究中世纪时期的斯拉夫世界仍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在解决斯拉夫人族源问题上可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近年来，西方学者尝试利用遗传学资料来划定斯拉夫人族源地的范围。2007年，有学者根据遗传学Y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的数据（Y-STR）得出结论，将有斯拉夫舌音的种群划定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Н. Д. 卢钦斯基据此认为，可将斯拉夫人的族源地划定在第聂伯河中游，起源时间划定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但遗传学资料因其间接性而备受争议。

民族学在考察斯拉夫人族源地方面可提供一些信息。斯拉夫人虽是一个很大的同族集团，但完全是一个个独立的族群。在长期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斯拉夫族群共同体的构成中融入了大量不同族群的土著居民。如此一来，许多先前的民族学特征会在习俗发展、地理和气候变化的条件下也随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根据具有斯拉夫人民族学特征的地理分层可以判定斯拉夫人的族源地。但此项工作非常复杂且远未系统化，比如，编制全斯拉夫族群地图集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上述学科的缺憾在考古学中得到了一定弥补和突破。

考古学：回溯研究法

在斯拉夫人族源研究中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考古学。以考古文化的发掘为核心，现代考古学可解决前述语言学路径的两个困境，阐明斯拉夫族群共同体所经历时段的历史，并将其划定在确切的地域。考古学研究中常用的回溯法，能关注到古代各族群间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一些细微差异。回溯法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在对斯拉夫人考古文化的鉴定得到历史史实和其他事实的证实后，再追溯至罗马时代甚至深入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中。

随着类型考古学、结构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细化研究，东欧考古学家们确定了“基辅文化”（2—5世纪）、“布拉格文化”（5—7世纪）等最具斯拉夫人族群特征的基本考古文化类型。进而向前推导，找出那些与其相似的更早的考古文化，从而探寻斯拉夫人族源时间和族源地。学者们推论出的早期斯拉夫考古文化主要有：切尔尼亚霍夫文化（2—4世纪）、扎鲁宾涅茨文化（公元前3—前2世纪到2世纪）、倒瓮文化（公元前5—前3世纪）、米罗格勒文化（公元前7—前1世纪）、卢日支文化（公元前12—前4世纪），甚至还追溯到特希涅茨文化（公元前15—前13世纪），并由此提出了几种关于斯拉夫人起源地的看法：“第聂伯河—奥得河说”“维斯瓦河—奥得河说”“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说”“第聂伯河—维斯瓦河说”等。

这些学说尝试阐释从公元前15世纪到5—7世纪这一长时段内斯拉夫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目前依然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考古学所分离出纯粹和可信的斯拉夫文化只是5—7世纪的，而之前所有的文化都是混合的，其具体族属成分依然存在争议；第二，斯拉夫人起源的民族学资料有太多模糊之处，在混合了原始斯拉夫人或斯拉夫人的考古文化载体上，难以分辨究竟存在哪些部落、民族的遗迹。

综上可见，各学科在斯拉夫人族源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成果，各有自圆其说的结论，但也往往相互抵牾，多有矛盾。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语言学研究之间有较大出入，进行更加深入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为探索斯拉夫人族源问题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