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好大喜功，在朱祁镇初立时就劝其“右武”，并在朝阳门外的阅武将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正统六年（1441年），王振又怂恿朱祁镇对云南麓川土司思任发用兵，张辅也强烈支持，杨士奇、何文渊及刘球等臣僚反对无效。麓川之役由兵部尚书王骥主持，思任发在第二年兵败逃往缅甸，明军继续攻打缅甸，迫使缅甸交出思任发。其子思机发仍盘踞孟养一带，并上表谢罪。虽然廷议主张趁机招抚，但是朱祁镇和王振坚持要其到京师请罪，否则继续讨伐，至正统十四年（1448年），王骥才班师回朝。此役虽稳定了西南边疆，但“大发兵十五万，转饷半天下”，对明朝国力是一个不小的损耗。除了用兵麓川外，福建、浙江一带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才被平定。随即广东又爆发黄萧养起义，至景泰年间才被平定。这些“盗乱”的爆发反映出明朝已进入多事之秋。

虽然朱祁镇在王振的支持下频繁用兵，但是明朝国防赖以维持的卫所制度却在正统年间濒临崩溃。自朱元璋创立卫所以来，卫所军生活就异常艰苦，月粮过低，又常被军官克扣，难以养家糊口，以致不断发生卫所军人逃亡的现象。至正统年间，逃亡情况更是不可收拾。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直隶巡按御史李奎报告：“沿海诸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入己，以致军士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刘斌更提到：“近数十年典兵官员既私役正军，又私役余丁。甚至计取月钱，粮不全支。是致军士救饥寒之暇，尚何操习训练之务哉？”对此，朱祁镇除了一味强调加强卫所管理、清出逃亡军士外，并无治本之策。卫所旗军不仅严重缺额，而且在伍旗军之精壮者又多被军官占役，既荒废了操练，又荒废了军屯。尽管朱祁镇再三禁止私役军士，可各级军官私役军士却依然如故。军器装备的质量也明显降低，正统四年（1439年），工部奏称上年军器局打造盔甲军器六万四千多件，皆发给神机营及总兵官任礼所辖卫所，将士反映“多不如法”。同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果奏称，由于管理不善及官吏贪污克扣，使“兵无实用，民遭横毒”。总之，正统年间，武备废弛，明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除此之外，流民问题也在正统年间恶化。朱祁镇即位之初，户部公布天下户口9702495户，田地4270172顷。相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数字，户口减少三十六万，田地更减少了将近一半。朱祁镇并未对这一现象足够重视，反而对宗室、勋戚、宦官兼并土地的现象予以姑息。权贵兼并土地，地主飞诡为奸，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导致越来越多的自耕农破产，加上正统年间频繁爆发的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流民问题由此产生。总之，正统年间，明朝不仅内有宦官专权，社会也面临危机局面。

主词条：土木之变

正统年间，北方蒙古鞑靼部（即元室后裔，当时大汗为脱脱不花）被瓦剌部首领脱欢、也先父子控制，势力蒸蒸日上，甚至将原属明朝势力范围的关西七卫、兀良哈三卫纳入囊中，其范围东起辽东、朝鲜，西至甘肃、西域。而明廷军事力量主要被投放在麓川之役，所以对瓦剌的崛起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是一味姑息。鞑靼大汗脱脱不花及他所封的“太师淮王”瓦剌部首领也先都会派使臣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及大同马市。也先为了获得更多回赐及窥伺明朝虚实，所派使团人数从数百人增加到正统六年（1441年）的2400余人。明廷遂规定脱脱不花所派人数不得超过300人，也先所派人数只准100到200人。但第二年，鞑靼和瓦剌还是派了2300余人的使团从大同入塞。明廷依然采取放任迁就的态度，此后使团人数都在2000人左右，不仅增加明朝回赐的压力，而且往往扰乱沿途官民，他们甚至还违反禁令，交换武器，危害明朝国家安全。再加上来投明朝的鞑靼人阿儿脱台报告也先“谋南侵”，朱祁镇不得不稍微调整对鞑靼、瓦剌的姑息政策，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正月规定凡与“虏使”交易弓箭军器者一律处死；同年十二月，也先遣使入贡，此次入贡实为二千五百二十四人，虚报三千五百九十八人，王振下令减少马价。此外，之前也先请求与明朝联姻，指挥吴良擅自同意，却并未报告明廷，因此等也先的使团称这些贡马是“聘礼”时，被不知情的明廷一口拒绝。也先得报，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明朝。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十七日，朱祁镇得知瓦剌计划攻掠大同的情报，派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三路军马，随时准备迎敌。七月十一日，鞑靼、瓦剌大军分道入犯明朝，也先入侵大同，脱脱不花入侵辽东，阿剌知院入侵宣府，此外又有一支部队侵扰甘州。其中尤以也先一路来势汹汹，击毙明大同右参将吴浩。随着各路军情传来，王振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朱祁镇令群臣商议，吏部尚书王直率廷臣合章劝谏，认为此举既不能及时接收四方急务，又不利于朱祁镇的个人安全，朱祁镇批示：“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七月十五日，朱祁镇命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翌日就带着五十万京军出征，还带着王振以及张辅、朱勇为首的勋贵大臣。此时明军在阳和口之战中兵败、宋瑛等战死的消息传来，形势对明朝更加不利。七月十九日，朱祁镇过居庸关，随征群臣请求停止前进，朱祁镇仍不听。七月二十三日，朱祁镇抵达宣府。这天，“风雨突至，边报益急”，群臣再次请求停止前进，王振发怒，要求他们巡视阵地。八月初一日，朱祁镇抵达大同。翌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劝王振说：“若行，正中虏计。”王振开始有所畏惧。再加上自出居庸关后一路上非风即雨。到了大同，骤雨忽至，人皆惊惧，王振才决定翌日班师。大同参将郭登通过学士曹鼐等建议绕道南面的紫荆关入京，以确保朱祁镇的安全，王振不听。他本来要带着朱祁镇去自己家乡蔚州的故居，以光耀门楣，中途又后悔此行会践踏家乡庄稼，改道宣府。八月初七日，朱祁镇抵达宣府，听说也先已派兵追来，邝埜两次上书，“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朱祁镇不报。邝埜亲赴行殿恳求，王振怒斥：“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八月十三日，朱祁镇正要离开宣府时，夜不收飞报瓦剌骑兵紧追其后，朱祁镇下令原地扎营，派恭顺侯吴克忠断后拒敌，但被瓦剌人击毙。傍晚，听到败报的朱祁镇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领官军四万迎战，在鹞儿岭全军覆没。

八月十四日，朱祁镇抵达土木堡，其时尚未黄昏，随征众臣建议到南面二十里的怀来城中坚守，王振却以千余车辎重在后为由决定驻师以待。驻营地高而无水泉，掘井二丈仍不见水，将士在饥渴状态下战斗力丧失殆尽。当天，瓦剌骑兵自土木堡旁麻峪口攻入，虽有守将郭懋抵抗一晚上，但无济于事。八月十五日，朱祁镇准备启程，发现自己已陷入两万瓦剌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明军无力突围，只好坐待援军。期间，瓦剌使臣来营议和，朱祁镇急召学士曹鼐起草敕书，并遣通事二人与瓦剌使臣一起去见也先。王振以为瓦剌退兵，便移营接近水源，回旋之间，行列已乱，明军争先奔进，瓦剌骑兵趁机攻击明军，明军大败，损失大半，朱祁镇与亲兵乘马突围，反被瓦剌军俘虏。张辅以下五十多名勋贵大臣死于乱军之中，而王振亦死于乱中（据传为朱祁镇的护卫将军樊忠所杀），是为土木之变。

主词条：北京保卫战

朱祁镇被俘后，被带去雷家站见也先之弟赛罕王。朱祁镇问他是也先还是他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赛罕王或大同王。赛罕王由此判断他可能是明朝皇帝，派人汇报也先，也先派两名曾出使过明朝的哈巴国师和哈者哈里平章去辨认，二人回报确系明帝。也先闻讯大喜，认为“大元皇帝一统天下”的夙愿即将达成，询问群臣如何处置朱祁镇，乃公认为明朝皇帝是“大元”的仇人，要求杀死，伯颜帖木儿则认为朱祁镇能在乱军中毫发无伤是得天佑，不可杀死，并力主送回。也先只同意不杀朱祁镇，但决定挟为奇货，以便攻取北京，便将朱祁镇送到伯颜帖木儿军营看管，由三名在瓦剌的明朝武官袁彬、哈铭（杨铭）、李成（沙狐狸）伺候。八月十七日，也先就挟持他来到宣府城南，要求守将杨洪等迎驾，被守军拒绝。八月二十一日，也先挟持朱祁镇叫开大同城门，又被郭登拒绝，朱祁镇只好索取朱冕、宋瑛及宦官郭敬的家产分送也先及其弟伯颜帖木儿，到二十三日才离去，期间他还指示“秋稼未收，军士久饥，可令刈以入城”，又说“也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宜严为备”。郭登还遣人密告袁彬，欲派夜不收五人化装入敌营，奉朱祁镇到石佛寺礼佛，乘机救朱祁镇入城。朱祁镇认为成功可能性低，便没有同意。随后，他被也先带到塞外，返回其大本营。

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孙太后命朱祁钰监国，并企图用财宝赎回朱祁镇，但也先接收财宝后并不放人。翰林侍讲徐珵（徐有贞）提议南迁，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是孙太后和朱祁钰擢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将北京防务委任给他，于谦捕杀王振的亲属和党羽，并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日拥戴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帝，人心由此稍安。也先在与鞑靼、瓦剌其他头目商议后，决定挟持朱祁镇进攻北京。十月初七日，也先率军至大同东门，宣称要护送朱祁镇回北京重登皇位。朱祁镇秘密对前来拜见他的大同知府霍瑄嘱咐要求郭登“固守城池，不可开城门”，郭登亦再次拒绝开门。随后，瓦剌大军挟朱祁镇从紫荆关过易州、良乡，于十月十一日兵至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朱祁镇于在京郊卢沟桥命袁彬作书三封，分别致孙太后、朱祁钰及文武群臣，通报敌情，要求朱祁钰君臣固守社稷，又派降将岳谦同也先使臣纳哈出至彰义门外喊话，岳谦被明军所杀，纳哈出奔回。也先遂于十月十二日采取降宦喜宁之计，率兵拥朱祁镇登上土城，要求明廷迎朱祁镇回宫，朱祁钰派右通政王复、太常寺少卿赵荣出城见朱祁镇，进献羊酒，也先拒受羊酒，要求于谦等大员来见他，并索要大量金帛财物。朱祁钰有意答应，于谦表示：“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十月十三日，也先率兵发起总攻，于谦、石亨率明军迎战于德胜门外，明军在火器的助攻下取得胜利。也先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将孙镗起初失利，后毛福寿、石亨等来援，才击退瓦剌军。接着，明军又在彰义门击退瓦剌军。此外，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也未能得手，被罗通击退。也先被迫于十月十五日带着朱祁镇北返。途中，喜宁主张带着朱祁镇到西北当皇帝，然后再取南京，与朱祁钰对峙，但未被朱祁镇和也先接纳。也先对朱祁镇相当礼遇，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日便举行宴会，每天给牛奶、马奶。也先还提议将自己妹妹嫁给朱祁镇，被朱祁镇婉拒。据说也先如此善待朱祁镇，相当程度上是出自母亲（敏答失力）本是明朝女子的缘故。

景泰元年（1450年）春，也先屡次进犯，均未能占到便宜。朱祁镇对也先来说也失去价值，也先便有意送还朱祁镇。六月二十六日，瓦剌使臣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来北京讲和。朱祁钰只同意讲和，却不提迎回朱祁镇。他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充正使、罗绮升大理寺右少卿，充副使，七月十一日到达也先驻地失八儿秃，翌日在伯颜帖木儿驻地朝见太上皇帝朱祁镇，进献粳米、鱼肉、棵杪、烧酒、器皿等物。朱祁镇声称也先有意送回自己，只因喜宁阻挠，才迟迟无法回京，最后嘱咐道：“你每（们）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若不来接取，也先说今人马扰边，十年不休。”也先也敦促迎回朱祁镇。在此期间，脱脱不花派使臣皮儿、马黑麻来北京讲和，朱祁钰派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去答谢，八月初二日拜见也先，说服也先同意立即放还朱祁镇。八月初六日，杨善奉朱祁镇南归，也先率众头目送驾半日路程，临别，也先下马，解所佩弓箭战裙赠朱祁镇，伯颜帖木儿更是连送两日，初八日至野狐岭才痛哭而回，仍命五百骑送驾到北京。也先则派壮勇部下20人紧随朱祁镇左右，即使杨善也无法靠近。朱祁镇抵达北京前，礼部请求隆重出迎，朱祁钰借口可能中瓦剌之计而加以拒绝，朱祁镇也以自己“辱国丧师，有玷宗庙”为由要求迎接礼仪“悉从简略”。八月十五日，朱祁镇从安定门入京，由百官接驾，朱祁钰则在皇城东安门迎拜，朱祁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随后朱祁镇被送入南宫（延安宫）崇质殿，开始了软禁生活。

主词条：夺门之变

朱祁钰对待朱祁镇十分刻薄，每逢朱祁镇生日和元旦这两个节日，礼部都按例上奏请朝贺太上皇，朱祁钰一概不允，对朱祁镇的供奉也很不周到，以致钱皇后不得不做些针线活，让人带到外面出售，来换取一些食物和日用品。不过，朱祁镇虽被软禁，但其子朱见深还是皇太子。朱祁钰为了确保自己的后代坐上皇位，在王文为首的大臣的支持下，于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降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在易储不久后的金刀案更是如实反映出朱祁镇当时的处境。朱祁镇曾将一个金绣袋和一把金刀赏给伺候自己的御用监少监阮浪，阮浪又将其转赠自己门下的皇城使王瑶，锦衣卫指挥使卢忠见袋、刀非同凡常，便趁机偷走，密告尚衣监太监高平，高平即令校尉李善举报阮浪密奉上皇之命，以袋、刀潜结王瑶，图谋复辟。朱祁钰大怒，命将阮浪、王瑶逮下诏狱审讯，令卢忠作证，卢忠感到害怕，不愿卷入其中，便听从算命先生仝寅的建议，装疯卖傻，最终三人均未招认，其中王瑶被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卢忠被贬至广西（朱祁镇复辟后与高平皆被凌迟处死），朱祁镇也逃过一劫。景泰六年（1455年）夏，高平又向朱祁钰建言南城树多，恐生意外，请求全部砍伐，朱祁钰听从，朱祁镇连乘凉的地方都没有了，兄弟之间由此嫌隙更深。

朱见济在立太子后不到一年就死去了，此后朱祁钰再也没有生过儿子，为了生儿子，他沉湎女色，使身体每况愈下。景泰七年（1456年）底，朱祁钰病倒，以致让武清侯石亨代他祭太庙，翌年正月十三日又让石亨代他祭天。而石亨知道朱祁钰已经咯血，时日无多，便与都督张轨、左都御史杨善、太监曹吉祥密谋朱祁镇复辟。接着，他们一边与南宫的朱祁镇秘密接头，一边找左副都御史徐有贞谋议。与此同时，于谦为首的大臣主张复立沂王朱见深，大学士商辂起草了相关奏疏，在正月十六日收集了百官签名，准备第二天早上奏请。石亨、徐有贞闻讯，决定抢先行动，于三更领军向南宫进发。由于石亨掌皇城门匙，因此轻易进入皇城，用巨木撞开南宫宫门，朱祁镇燃烛出见，石亨、徐有贞跪地请求复辟，随后军士备好轿子，徐有贞扶朱祁镇上轿，到天亮时行至奉天门，升座受贺。朱祁镇对百官说：“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众卿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群臣皆呼万岁。其后又在文华殿命陈循与徐有贞起草宣谕。在午门向百官宣谕完毕后，于谦、王文就从班次中被抓走，与朱祁钰亲信的司礼监太监王诚等都被投入锦衣卫狱中。于谦、王文被诬陷谋立襄王世子。朱祁镇认为“于谦实有功”，犹豫不决，徐有贞提醒“不杀于谦，此举（复辟）为无名”。朱祁镇遂决定处死于谦等人。正月二十一日，朱祁镇正式昭告天下，改当年为天顺元年，在诏书中指责朱祁钰“攘位”以及幽禁自己等种种失德。二月初一日，以孙太后名义废朱祁钰为郕王，迁居西内。十八天后，朱祁钰死去。朱祁镇以亲王礼安葬，辍朝二日，赐谥号为戾。

主词条：曹石之变

朱祁镇复辟后，除了杀于谦、王文及朱祁钰的亲信太监外，还继续清算之前在奉迎、易储等问题上得罪过他的人，为王振平反，同时重用拥戴他复辟的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不久后，这些夺门功臣就互相倾轧。先是徐有贞裁抑曹吉祥、石亨等的贪横，曹吉祥让小宦官偷听朱祁镇和徐有贞的秘密谈话，接着自己又在朱祁镇面前提到这些话，并称是从徐有贞那里听来的，从而动摇朱祁镇对徐有贞的信任。其后御史利用天象示警来弹劾奸佞曹吉祥、石亨，两人向朱祁镇哭诉，称弹劾他们的御史张鹏系朱祁钰亲信太监张永之侄，暗示此为朱祁钰余党反攻倒算，朱祁镇便决定惩治这些言官，进而牵涉到其幕后主使是徐有贞及另一阁臣李贤，两人便被排挤出朝，时为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不过，朱祁镇并非不知曹、石的跋扈，又在不久后重新起用李贤，抑制曹、石，于天顺二年（1458年）正月贬斥石亨的党羽兵部尚书陈汝言，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又在锦衣卫指挥使门达和指挥佥事逯杲的协助下惩处了石亨之侄石彪，年底惩处石亨。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伏诛。在处置石氏叔侄期间，朱祁镇下令禁用“夺门”字样，曹吉祥感到兔死狐悲，便与其养子曹钦密谋反叛，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日发难，被孙镗镇压，曹钦全族死于乱中，曹吉祥亦被凌迟处死。经过曹石之变，朱祁镇才完全掌握大权。他不仅重用李贤，还起用彭时、吕原、陈文等贤臣辅政，朝政得以恢复到他即位之初的三杨内阁那种良性运转的轨道上。

天顺年间的朱祁镇每天早晨五鼓初就起床，斋洁具服拜天，然后批阅司礼监送来的奏章，再拜谒奉先殿，接着上早朝。退朝后即至文华殿，与有关大臣访问商议早朝未能断决的政事，然后下裁决。处理政事完毕才进膳。进膳后又开始批阅章奏。易决的即批出，有须仔细考虑定议的就送到内阁，令阁臣参决。然后休息至申时，再次批阅奏章。政事松闲时，午休后的那段时间则听内政。至晚上即休息。至于母后处，则是每日一朝，有命则两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闲暇的日子或是读书，或是观看射箭。从天顺四年（1460年）七月开始，朱祁镇备受脚气病的折磨，到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已病入膏肓。正月初六日，他命皇太子朱见濡（即朱见深）在文华殿（东宫）处理政务。正月十六日，朱祁镇召皇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牛玉等至病榻前，嘱咐身后事。除了提及孝养钱皇后以及合葬外，还下令废除嫔妃殉葬的祖制。翌日，朱祁镇驾崩，享年三十八岁，谥号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英宗，葬于裕陵。

朱祁镇第一次在位时（正统年间），起初由三杨主导的内阁及勋贵张辅等辅政，朱祁镇则起用宦官王振掌司礼监来加以制衡。王振教朱祁镇以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朱祁镇大肆贬斥、逮系、杖责、荷校朝中勋贵大臣，最终在正统后半期形成了王振专权的局面，开启有明一代宦官专擅国政之先河。不仅如此，朱祁镇还坚持镇守太监制度，并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命曹吉祥、王瑾监督神机营火器，使宦官取得监枪特权。翌年又命太监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重囚，又让宦官干预司法。总之，自正统以后，明朝的权力结构出现重要变化，经过永乐到宣德年间酝酿的宦官政治正式形成，尤其是司礼监稳定地保持了对朝政的影响力，从而为某些特殊时刻“专权”宦官的出现提供了温床。

朱祁镇第二次在位期间（天顺年间），起初依靠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不过徐有贞很快受到排挤，接着又是石亨失势，曹吉祥孤注一掷，发动政变，结果朱祁镇镇压。朱祁镇又重用李贤为首的阁臣，并正式确立了内阁首辅之职，从此内阁政治出现不断发展的势头，由此奠定了宦权与阁权之间彼此制约的格局。

朱祁镇复辟后，在缺乏王振这种心腹辅佐的情况下，担心朝臣结党营私，便倚锦衣卫为耳目，主要有门达和逯杲二人。门达相对宽和，而逯杲办事更加严厉，石亨、石彪叔侄的罪状就是由逯杲查出。他自遣校尉侦事四方秘事，送门达镇抚司处锻炼成狱。校尉所至，总兵、镇守、巡抚、巡按、三司和府州县官无不畏恐，虽贵为亲藩也在所不免，不得不大量行贿以图免罪。天顺四年（1460年），各地官员到京师朝觐，朱祁镇欲借此整饬吏治，逯杲、门达便顺承旨意，对朝觐官员深入访察，于是大半的官员都获罪受处分。翌年，逯杲死于曹钦之乱，门达得势，效法逯杲，派锦衣卫旗校于各地，于是告讦者日盛，臣民皆谨小慎微。朱祁镇严察臣下，缉事校尉则是无所不至，以致镇抚司的现有监狱人满为患。门达遂奏请在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盖狱房。不过鉴于逯杲得罪武官被杀的教训，门达不纠察武官，而专门针对文官，文官稍微犯事，如被侦知，即遭重惩，连重臣李贤及朱祁镇的恩人袁彬都曾被门达诬告。天顺七年（1463年）九月，朝野对锦衣卫作威作福的不满到达极点，门达自承管束不严之罪，朱祁镇赦免了他。

朱祁镇的祖父明仁宗曾试图还都南京，因此将南京诸衙门定为中央机构，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二字，寓意北京只是皇帝临时所在的地方，迟早要迁回南京。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回到南京就去世了，宣宗却并未改变这种做法。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八月十三日，宁波知府郑珞上疏请将北京由行在升为京师，虽然被礼部尚书胡濙以不可轻改太宗（朱棣）所定为由否决，但到了十一月初一日，朱祁镇正式下令去掉北京诸衙门的行在二字，南京诸衙门一律加上南京二字，正式确立了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地位。

天顺二年（1458年），朱祁镇规定每年霜降后，三法司同众官会审重囚，由此确立了朝审制度。

天顺年间，朱祁镇在皇室内部做了一些被称为“善政”的事。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二十六日，他下令释放了被拘禁五十余年的“建庶人”朱文圭（建文帝幼子），让他居住在凤阳，每月提供廪饩。在生母孙太后死后，他恢复了被无故废黜的父亲元配胡善祥的皇后位号。临终前又废除嫔妃殉葬的祖制，这些举动被后世评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

正统元年（1436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请求将北京各卫官员俸粮折合布帛、白银，运送京师，以免损耗。此外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也有类似请求。朱祁镇问行在（北京）户部尚书胡濙：“祖宗尝行之否？”胡濙回答洪武年间在陕西、浙江曾有折钞、金、银之事，朱祁镇遂从其请。此举等于正式承认白银的合法地位，被普遍视为金花银之滥觞，亦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开端，而原有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已名存实亡。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廷曾出台对“阻钞者”的制裁措施。天顺以后，明廷不再出台任何强行维护宝钞的政令，用银之禁也形同虚设，朝野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明朝的货币制度由此发生重大转折。朱祁镇本人也热衷白银，曾在天顺四年（1460年）四月分遣宦官往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督办银课，总额为十八万三千余两。又曾命司礼监太监牛玉传谕意户部左侍郎杨鼎，将江南的折粮银收入内帑，而以其他税项收入作为武臣的俸禄。杨鼎持不可，朱祁镇才作罢。

朱祁镇在位时，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成为明朝一大社会痼疾。朱祁镇登极诏就要求流民复业，蠲免亏欠税粮，免其差徭二年，已啸聚山林者赦免其罪，同时禁止隐占人口田地。这表明明廷对流民采取了缓和的政策。正统六年（1441年），朱祁镇大赦天下，其中对流民则作了更大的让步。除赦免并免拖欠钱粮外，更延长免除杂泛差役期为三年，同时规定“私借债负”亦可在复业三年之后“酬还原本，不许加利”，对“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乡的流民，允许在所在地报官附籍，而且有权分得当地的撂荒田地。天顺年间，他对流民依然以“抚”为主，并没有像成化年间那样采取强硬的驱逐、押解、勒令返籍的对策，因此社会矛盾不致激化。

正统年间，朱祁镇受王振的影响，对佛教颇为崇信，建大兴隆寺（即庆寿寺）于北京，日役万人，费帑金数十万，宏丽程度在北京排第一，赐号为“第一丛林”，命僧人大做佛事，亲自临幸，所以佛教愈发兴盛。天顺年间，虽有所收敛，但对佛教仍是笃信不衰。除此之外，他对藏传佛教也尤其推崇，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他还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

天顺二年（1458年）八月，朱祁镇以景泰年间编修的《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由，敕谕吏部尚书李贤等补充修改，要求“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成文祖（朱棣）之初志，用昭我朝之盛，以垂天下，以传后世”。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成书九十卷，朱祁镇赐名《大明一统志》，详细记述了各府州县以及民族地区和四邻各国的风俗政事。该志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明显遵循先朝修志的优长而有所创新与发展。

朱祁镇在位时，逐渐确立了明代军事体制中“以文制武”的原则，出征、边防等军务的主导权均逐渐从武臣转移到文臣。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鉴于鞑靼阿台汗屡次骚扰甘肃，朱祁镇派文臣王骥处理甘肃边务，抵御鞑靼。有人认为此事应由总兵官（武臣）负责，朱祁镇不听。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议出兵麓川，张辅等建议仍沿用武臣挂帅、文臣参赞的祖制，但朱祁镇最后还是以王骥总督军务。王骥由此成为明代第一位正式受命专征、全权负责的文臣。正统七年（1442年）十一月，因辽东边备废弛导致蒙古、女真侵犯，朱祁镇命王翱提督辽东军务。正统八年（1443年）九月，朱祁镇命监察御史李纯巡抚辽东，专门整理屯田之事。天顺二年（1458年），升陕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芮钊、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陈翌、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分别巡抚甘肃、宁夏、宣府。至此，朱祁镇之前仅限于内地的巡抚制度也推广到边地，并成为定制。

明初实行军民分籍，只有基于卫所制度的世兵制。正统年间，由于卫所军大量逃亡，明廷不得不从非军籍中募兵以补充兵源。正统二年（1437年），朱祁镇命兵部向文武官吏及军民工匠人等（包括罪犯、奴隶、亡命之徒等）募兵，此为明代募兵之始。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大举侵犯后，朱祁镇下令“民间果有怀材抱德者，有司以礼举荐赴京，照例考用”。此后明廷虽仍时有募兵，但一般限于战事频仍的边镇地区，而且所召募的基本上是土兵、民兵，而非国家节制的“额兵”，到嘉靖年间才将募兵制作为与卫所制并行的定制。

正统三年（1438年），随着阿台汗的覆灭，瓦剌人控制了鞑靼（北元后裔）并统一了整个蒙古高原。也先执政期间，其势力东起辽东、西至西域，日益强大。他一心希望复辟元朝，取代明朝重新一统天下，虽然也不时骚扰明朝边境，但仍与明朝维持着永乐以来的朝贡关系，以谋求经济利益。明廷对瓦剌的强盛虽然有所警惕，但十分被动，未能做出有效的反应。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借口削减马价与求婚未成而大举南侵，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之变中被俘。

朱祁镇复辟后，也先虽死，但活跃于河套一带的鞑靼贵族孛来、毛里孩等仍为明朝边患。朱祁镇派石彪出塞攻击，在野马涧、半坡墩一带取得大捷，斩513级。李贤则认为只要恢复通贡、确保鞑靼的经济物资供应，他们就不会犯边，得到朱祁镇的赞许。所以，尽管明朝和鞑靼冲突不断，但通贡始终没有断绝。天顺五年（1461年）十月，明朝和孛来方面达成协议，孛来从陕西通贡，约束部众。但天顺六年（1461年）仍有孛来部众劫掠甘肃以及嫌“赏赐”太少等事，因此边境仍然不安。

朱祁镇在位时，嘉峪关以西的关西七卫不断受到瓦剌的侵袭，明朝对此无能为力。其中最西的哈密卫首先遭瓦剌入侵，也先两次将哈密忠顺王母（即也先之妹弩温答失里）和他的妻子带走，以此胁迫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去相见。倒瓦答失里不敢去，数次遣使向明朝告急。明朝出面调解，但不解决问题，倒瓦答失里只好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偷偷去见也先，对明朝则声称没去。天顺后期，王母弩温答失里为癿加思兰所逼率部下，逃到苦峪，明廷依然对此无能为力。

正统十一年（1446年），关西七卫之一的沙州卫发生饥荒，明朝在给予救济的同时，甘肃总兵官任礼提议“欲乘其饥窘，迁之塞内”，加之沙州卫首领喃哥来称欲入居肃州小钵和寺，任礼遂派遣都指挥毛哈剌（毛忠）、赵哈剌不花随同喃哥先行招抚，大军继至。众人至沙州卫后，喃哥动摇，部众多欲投奔瓦剌。但在任礼大军的胁迫下，全卫迁入甘州，共计205户、1230余人。朱祁镇有意将他们迁入内地，以防后患，翌年遂内迁山东平山、东昌二卫，沙州卫遂废。

朱祁镇即位后，鉴于女真朝贡耗费过多且扰民，改变了永乐、宣德两朝积极招抚女真前来朝贡的政策，指示辽东总兵官“今后外夷以事来朝者，止许（每卫）二三人或四五人，非有印信公文毋辄令入境”。从《明实录》记载女真朝贡的次数看，正统元年（1436年）和二年（1437年）分别是24次、23次，三年便锐减到5次。不过到了天顺年间，女真朝贡人数再次增多，动辄上千人，朱祁镇命其一年一次来朝。

当时的女真诸卫中，与明朝关系最密切的是建州女真的建州、毛怜等卫，明朝时常介入他们内部纷争以及与朝鲜的关系。而他们也不时骚扰辽东。正统五年（1440年），原在朝鲜会宁一带的建州左卫部众西迁至靠近辽东的苏子河流域，其首领凡察、董山叔侄为争夺卫印而发生争端，朱祁镇命辽东总兵官曹义处理此事，曹义在开原晓谕凡察、董山后提出分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的方案，得到朱祁镇批准，于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设建州右卫，以凡察掌其事，至此建州三卫正式形成。此后，建州三卫伙同兀良哈三卫侵犯辽东，朱祁镇派人安抚建州三卫，并警告“敢有轻听所诱，私通夷虏，引寇为患，必调军马剿杀不宥”。到了天顺年间，朝鲜有意对女真发挥影响力，授予董山等人官职，朱祁镇听说后，分别晓谕朝鲜国王李瑈和建州三卫首领，令其不得私交，朝鲜和建州都向明朝谢罪，此后再无朝鲜授建州三卫酋长官职之事。另一方面，朝鲜曾诱杀毛怜卫首领浪孛儿罕一族，朱祁镇派马鉴去毛怜卫调停，派张宁、武忠去朝鲜调停。但朝鲜不听调停，还出兵扫荡毛怜卫，朱祁镇先令女真李古纳哈等不许擅动人马，同时批评朝鲜“兴兵越境”“构怨不已”。尽管明朝对于朝鲜方面擅杀明朝属臣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处理过程中对朝鲜采取了较为温和宽松的态度，以压制女真的发展。从女真方面而言，由于得不到明廷的保护，只好奋起自卫，致使女真人与朝鲜的冲突不断。

正统年间，西南各土司叛乱或内乱不断，朱祁镇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仅针对叛乱最多的麓川土司进行大规模征讨。天顺年间，面对贵州、湖广各族人民大起义，朱祁镇采取以剿为主、以抚为辅的政策，派方瑛镇压起义。

《明史》（张廷玉修，武英殿本）：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已，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明史》（英廉等订，四库全书本）：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乃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

史家评价

赵毅、罗冬阳：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经济、武备还是从吏治、边防乃至社会秩序上考察，都是今不如昔。在这样由盛转衰的时期，任何一个继往开来的国君都难以力挽颓势，更何况继往开来者还是一个缺少独立意识的孩子呢？我们这样讲，不是有意为英宗开脱某些责任，而是要读者清楚：正统朝的弊政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祁镇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祁镇身边的辅政大臣和司礼监太监王振更难辞其咎，这种评价在正统六年英宗亲政前尤为必要。当然，全面公允地评价英宗朱祁镇也必须紧密地结合天顺朝的历史背景。英宗朱祁镇两次践祚，在明代帝王中是唯一的一位。而采取“夺门”方式第二次登基却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英宗祁镇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而其御弟景帝祁钰在这方面又毫不逊色于其兄。土木之变后，国家危殆，于谦等人拥郕王继位是明智的选择，使控制在也先手中的祁镇变成空质，才有祁镇的南归。然则祁钰对返回北京的祁镇防嫌太甚，导致兄弟情谊破裂。更有甚者，景帝不该废掉见深的太子地位，而立己子为东宫。祁钰、祁镇间兄弟情谊的破裂，便给一帮利欲熏心的无耻官僚们提供了“夺门”的机会，而“夺门”成功后，朝章国故、大政方针、人事任用的纷更，有些出自英宗的裁断，有些则是各派官僚政客左右的结果。冤杀于谦，固然是英宗一生最大的失德，宠待曹、石，似乎将祁镇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然而，人们忽略了英宗对这几个问题在有生之年都曾作了反省，尽管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太深刻，不够彻底，但对一个封建专制帝王来说的确是不容易的，评价一个封建帝国不能过分强调道德示准，错杀一人、十人、百人，任何一位所谓的英主都是常有之事。天顺朝的朝政表明，祁镇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他是勤政的，也是仁德的，虽然没有能够重振朱明王朝往日之雄风，但也没有把明王朝败坏到正德、万历时期的程度。……我们对明英宗朱祁镇的总体评价是：不是昏君，也不是英主，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功罪相抵的守成帝王。

政治人物评价

毛泽东：《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

当朱祁镇会说话时，宣宗把他抱在膝上，问道：“将来你当了天子，能使天下太平吗？”朱祁镇回答：“能！”宣宗又问：“有干扰国家法纪、犯上作乱的，你敢亲率六师去讨伐吗？”朱祁镇回答：“敢！”据说在应答之际，他声音洪亮，神情坚毅，无所疑虑。宣宗大喜过望，感到后继有人，将自己穿的龙袍玉带给朱祁镇穿上，放在宝座上，左右都高呼万岁。

据朱祁镇自述，他在土木堡之变被困时，下马向南面盘腿而坐。有一个瓦剌兵来剥他衣甲，他坚决不让，瓦剌兵准备加害他时，这个士兵的哥哥来到，得知缘由后，说：“这个人不是等闲的人，动静不象个小人儿。”然后把朱祁镇带去见也先之弟赛罕王，至此他才得以活命。

天顺二年（1458年）十一月二十日，朱祁镇“命官军能杀虎者，户部给与粮并，山海寺处杀虎、往驴马草料”，三天后，边将擒获一头猛虎，送入宫中。朱祁镇有一匹上等御马，浑身卓尔，四蹄雪白，俊逸迅猛，被称为“白蹄枣骝”。有一天，朱祁镇突发奇想，让这头猛虎和御马搏斗，当猛虎扑向御马时，御马奋起雪白的蹄子猛踢老虎的面部，猛虎顿时鲜血淋漓，败下阵来。朱祁镇大悦，特意命宫廷画师将御马英武雄骏的形象记录下来，并且亲笔用工整的楷体为其撰写了一首赞歌，即《白蹄枣骝蹄虎歌》。

朱祁镇有御笔亲书的《白蹄枣骝蹄虎歌》传世，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明实录》称朱祁镇是孙贵妃（即孝恭章皇后）所生，而同时期的文人王锜记载称是宫人（一说姓纪）所生，被孙贵妃抱养为己子，直到朱祁镇驾崩时才由钱皇后告诉他真相。《明史·后妃传》关于孙皇后的记载中采信了后者的观点。

主词条：明裕陵

朱祁镇死后葬于明十三陵中的裕陵，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裕陵始建于朱祁镇驾崩后的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二十九日，由著名工匠蒯祥、陆祥等奉命督工。参加营建的军民工匠共达8万余人。仅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地下玄官建成了。五月八日，奉朱祁镇梓宫入葬；六月二十日，陵寝工程全部告竣。清乾隆年间，裕陵被重新修缮。民国年间，祾恩殿在战乱中被拆毁，祾恩门则于民国六年（1917年）被焚，其余建筑保存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