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归后，汪元量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自称“野水闲云一钓蓑”。据传他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兴元府》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他在大都所作的《黄金台和吴实堂韵》《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夔门》）。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祐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暗香〕），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汪元量是宋末有名的琴师，以善琴而供奉于内廷。他与郭沔、刘志方等被称为浙派的开山鼻祖，他和郭沔把儒家的很多思维方式引入了古琴，在意识形态上又一次把古琴推向至高无尚的地位，迎合了封建文人的形而上学心理。在音乐上，创新的同时，又借鉴了古谱，江阁两派的优点。使浙派较当时民间江西派简洁直达其意，又较阁谱（派）通时韵，动听易懂。

据史料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秋，他两次去探望被关押在狱中的文天祥。第一次，为其弹奏《胡笳十八拍》。第二次，为其弹奏《拘幽十操》等十首曲子，琴音深沉悲凉，怆人心弦。其中一些是古曲原作，有一些是经过汪元量的加工，还有一些是汪元量的新作。这正是孔子提倡的“兼济天下”在他身上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的表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召他入宫，他婉拒后请求出家为黄冠道士，获准后携琴归里，终生奉道，云游四方在失意潦倒、隐居山间之际依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传播琴道。

邓光荐：忠钩义尽，光芒错落，照乘前后，其度越流俗，何翅百倍。（《题水云诗》原载《永乐大典》卷909）

曾子良：①出入贯穿，驰骋上下，乐府诗学黄庭坚，五言诗则有杜甫之遗风。②为人质朴简默，似不能言者。而德祐元、二间，贾似道悉精锐、竭帑藏以出，国人皆知其有无君之心，知而不敢言，言而不敢尽，水云秉笔直言，抉剔奸肠，尤见其忠肝义胆，使万世之下，仍使乱贼生畏。（《题水云湖山稿》原载《永乐大典》卷909）

潘耒：汪水云诗，元名人共相推许，有诗史之目。其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书汪水云集后》）

李钰：①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类稿跋》）

②汪水云《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书汪水云诗后》）

汪元量返回钱塘一带后，往来鄱阳湖间，风踪云影，倏无定居。当时的人无法猜测他去留的踪迹，于是多认为他已经成仙，此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当时的人都画他的像来奉祀他。

《改虫斋笔疏》记载：汪元量藏有赐砚，背刻“天锡永宝”四分书，右刻水云二篆字，左刻楷书绝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闲，堪与遗民共好顽。试忆当年承赐事，墨痕如泪尽成斑。”

《宋诗纪事》记载：汪元量跟随三宫北去后留滞北京。当时同行的还有王清惠、张琼英等，都是以前宋廷里的宫人，擅长诗词，相见之后不一番涕泣。王清惠曾作《秋夜寄水月、水云二昆玉》，汪元量有诗相唱和：“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迥少知己，碧玉调高空好音。万叶秋声孤馆梦，一窗寒月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潇潇入短襟。”话里行间满是别古伤今之情。汪元量获准离开大都时，曾经与其一起侍奉宋廷的十八个宫人在城内酌酒畅饮为其践行，击鼓弹琴，纵歌叙别。还没有唱几句话，便是哀音哽咽，泪如雨下。《西湖志余》记载：当时一旁的人都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相劝，于是便分韵赋诗为赠，留作念想。作诗者为王清惠、陈真淑、黄慧真、何凤仪、周静真、叶静慧、孔清真、郑惠真、方妙静、翁懿淑、章妙懿、蒋懿顺、林顺德、袁正淑十四人。

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几度入狱探视，两人品评《行吟》，奏《胡笳十八拍》，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宋遗民录》记载：汪元量写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惺惺相惜、互相激励，成就一段佳话。在文天祥壮烈殉国后，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是宫廷琴师汪琳的第三子，《题汪水云诗卷》中刘师复题诗云：“万里归来葺故园，阚湖新结小船轩。双亲八十喜康健，七子侍劳三十孙。”可得知元量共兄弟七人，水月亦当为其中之一，其余姓名皆不详。

《湖山类稿》卷四《南归对客》有“堂前双老亲，粲粲色敷腴”、“呼儿斫海鲸，新篱酒盈壶”的句子，说明元量自燕京南归杭州后，双亲还健在，膝下有子侄。

在《增订湖山类稿》收的四百八十首诗、五十二首词中，汪元量的诗词唱和者以及诗词中提及的有交往的人物共有三十九人，包括柴望、奚秋崖、徐雪江、毛逊、林防、杨镇、杜德机、吴坚、家铱翁、黄千户、卢奉御、王奉御、王清惠（王昭仪）、赵与芮、留梦炎、文天祥、景僧录、严学士、昝顺（原名昝万寿）、青阳梦炎、李迁、周方、马廷鸾、章鉴、曾子良、陈杰、赵文、凤山提举、赵淇、皇甫秀才、傅立、刘桃冈、开先长老、张驴等。而在给汪元量的赠诗、题诗、序跋文中，又有刘辰翁、刘将孙、吴仁杰、赵众、胡斗南、刘师复、罗志仁、孙鼎、彭森、萧幽、萧埙、刘困、刘丰禄、萧球、赵云、罗绮、张弘道、张时中、尹桨、萧克翁、祝从龙、夏天民、王祖弼、戴仁杰、曾顺孙、刘震祖、李嗣彭、李嘉龙、兜率长老、虚谷、熊仲允、萧炎丑、黄居仁、永秀、杨学周、萧灼、觉性、杨学李、叶福孙、祖惟和、黄圭、张高老、严日益、聂守真、黄建可、陈泰等四十八人。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已佚。清代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5卷（前4卷为诗，第5卷为词），《水云集》1卷。以流传系统不同，重见的诗很多。二者共收诗 300多首，词20多首，《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代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100首，词20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参考资料）

关于汪元量入道的原因，学术界颇有争论，以下几种看法兼而有之：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