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兴起的历史条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实行一周工作五天的作息制度。从2000年起，一年法定的节日天数从6天增加到10天，并因此而形成了每年三个“黄金周”制度。制度性休闲时间的增加，大大激发了城市居民参加休闲活动的热情，休闲消费文化也因此在城市广为流行。从全国各大景点汹涌的旅游者大潮，到花鸟虫鱼、奇石怪物的玩家，从网吧的网上冲浪者，到餐馆酒楼的美食家，从像章、粮票、邮票的收藏者，到攀岩和漂流的爱好者，无不说明，居民休闲活动已经高度分化，休闲花费也大大增加。可以说，休闲消费文化的兴起，构成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它是现代化历程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消费文化兴起的必然

从社会学角度看，休闲的产生，根源于休闲与工作的分化。而休闲与工作的制度性区分，则是工业化的产物。在传统社会，工作与休闲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制度性区分。例如，在忙的季节(如收获时期)，人们的休息时间被减少到极限，而闲的时期(如冬季)，则整个季节都可能是休闲。在这里，人们的活动服从的是自然节奏。随着工业化以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人的活动不再受自然节奏(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周期)的限制，而是服从于机器的节奏，于是，人与机器的结合，导致新的制度性时间安排和崭新的社会节奏的形成。在这种节奏中，工作和休闲发生了制度性分化，各自有了不同的时间边界。与此同时，工作与休闲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工作是劳动力的使用，而休闲则履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

伴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休闲时间有了大幅度增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了“普遍休闲”时代。有人说，当今发达国家的居民实行的是三个“38”制度：一周工作38小时，一年工作38周，一生工作38年。由于工作时间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大大增加，休闲也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功能。休闲不再仅仅履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恢复体力和精力)，还承担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角色。

消费文化兴起的作用

休闲时间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作时间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下降。事实上，工作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法国社会学家鲍德罗特的观点，对于一个适龄人来说，没有工作(如失业)，既不但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且也意味着自己被社会所抛弃，成为“无用”或“多余”之人。因此，工作是幸福感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元素，但它却未必是幸福感的充分条件。

休闲对于生活的意义，必须结合它同工作的关系才能得到说明。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认为，根据休闲与工作的关系，可以把休闲分成三类。第一，休闲与工作构成对立关系。在这里，工作常常给人带来一些负面的体验(或者是工作压力较大，或者是工作比较沉闷和无聊)。与之相对应，休闲具有补偿的性质。例如，工作压力大的人，常常从事一些使人精神放松的休闲活动。而工作比较沉闷无聊的人，往往从事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休闲活动。第二，休闲与工作构成中性关系。人们不是根据工作的性质，而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休闲活动。第三，休闲与工作构成延长关系，即是说，休闲是工作的继续。在这里，工作本身就有如休闲，因此可以从工作时间延长到业余时间。例如，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职业，它是工作，但作为一种体验，它又仿佛是休闲。

休闲消费文化在我国的出现，意味着休闲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被赋予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铁饭碗”的打破和竞争压力的加大，休闲已经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恢复体力、消遣)，变成了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向，是同国家的休闲供给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休闲设施和产品的供给仅仅被看作国家所提供的福利，而不是产业，休闲供给由国家垄断，并被限定在较低的水平，休闲供给的种类也很少，选择范围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在国家看来，职工的业余生活也是意识形态的战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因此，休闲生活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休闲供给几乎到了凋零的地步。很显然，既然休闲供给是一种福利和意识形态，休闲活动也就无法采取市场消费的方式。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家的休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休闲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休闲的经济功能被加强。一方面，休闲供给不再被看作仅仅是由国家提供的福利，而是看作一个产业。国家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进入休闲供给领域。休闲供给市场化的结果，使休闲服务和产品变成了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可以获得的消费品。与此同时，由于市场部门对居民的需求更敏感，因此所提供的休闲产品更符合居民的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居民愿意花钱从市场获取休闲消费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