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4-05 11:31
《群臣上醻刻石》是刊刻于西汉时期（有争议）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群臣上寿刻石”“汉朱山群臣上酬石刻”“朱山刻石”“朱山石刻”“猪山石刻”“永年猪山摩崖”“娄山刻石”等，无撰书人姓名，属篆书书法作品，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永合会镇吴庄村北的朱山。
释文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
对于《群臣上醻刻石》的创作年代，主要有六种看法：
①后赵建武六年（340年）说。清代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问世的沈涛《交翠轩笔记》认为创作年代当在后赵建武六年（340年），吴式芬《捃古录》、樊彬《畿辅碑目》、邯郸地区文化局编的《邯郸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从此说。但从金石体例、年号纪年、月份时间、历法、字体、国号纪年等方面来看，此说可以排除。
②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年）说。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刊刻的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认同刘位坦的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年）说，质疑沈涛的后赵建武六年（340年）说。此说为刘位坦的女婿黄彭年、外孙黄国瑾所信奉，又为杨铎《函青阁金石记》所认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比较诸家之说，从字体方面着眼，亦从此说。经后人进一步论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说逐渐成主流的说法。
③战国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前304年）说。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刊刻的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认为应当是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前304年），八月丙寅为八月十六日。此说为马一浮、李绍健、宋涟圭所认同。陆增祥虽然不认同此说，但仍然肯定了张德容批评沈涛的后赵建武六年（340年）说。此说虽有历法推算的合理性，但不具有唯一性，根据历日推算，赵肃侯二十二年（前328年）八月也有丙寅日，汉代还有四位赵王历日符合。而从字体、史实等方面新提出的说法，其字体证据多是从不同国家、不同载体、不同书写方法的资料中拼凑而来的，没有可比性，史实多属想象猜测。因此，在没有确实的资料证明之前，此说只是推测假设，不能当作定论。
④两汉五赵王都有可能说。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刊行的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根据汉朝赵王中在位超过二十二年者，除赵王遂外，还有五位，因此“此碑为何王，固不能臆决矣。”要请汪曰桢考证此六王之二十二年八月，孰是有丙寅日者，从而作为依据确定《群臣上醻刻石》的创作年代。《〔光绪〕畿辅通志》所载王树枏跋认为：汉代有六位赵王在位时间都超过二十二年，根据历法朔闰推断，除赵顷王刘商外，赵王刘遂、赵敬肃王刘彭祖、赵共王刘充、赵节王刘栩、赵惠王刘乾五位赵王在位之二十二年有八月丙寅日，与“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相符。此说中，除因在位年代推算有误而历法不符合的赵敬肃王刘彭祖应当排除外，剩下的四位赵王中，按照时代划分，属于西汉的一位，属于东汉的三位。而西汉与东汉诸侯王纪年不同，并且诸侯王纪年资料多出于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很少，曹操的魏国纪年是模仿与皇帝“等齐”的汉初诸侯王纪年款式，实际上与汉朝天子纪年相同，据此可以把东汉三位赵王排除，仅剩下历法、字体等均相符合的赵王刘遂。
⑤西汉赵敬肃王二十二年（前134年）说。民国五年（1916年）问世的丁绍基《求是斋碑跋》从汉朝制度着眼，认为赵廿二年与汉阳泉使者舍熏炉题款、五凤砖之例相同，历数两汉的所有赵王后认为：石刻云赵廿二年，必据其立国之始以纪年。再则，赵王刘遂廿二年（前158年），匈奴骑入上郡、云中等地，又有大旱蝗，“汉廷君相方切忧劳，而藩国群臣反晏然上寿刻石献谀，无是理也。”“要惟赵敬肃王之纪年，庶几近之。”“是此石刻当为汉武帝时物。”朱仁夫从此说。《〔光绪〕永年县志》亦认为：“东西汉皆有赵国，敬肃王彭祖在位最久，汉诸侯王各以其即位纪年，五凤石可证，碑或当时物欤。”但从历法、在位时间和在位年数看，此说与史实不相符合。
⑥战国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0年）说。成世和认为《群臣上醻刻石》应创作于赵惠文王廿二年（前270年）。但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徐锡祺《新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林道心主编《中国古代万年历》、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推算，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0年）八月均无丙寅日，可知此说缺少历法方面的支持。
总而言之，后赵建武六年（340年）说、西汉赵敬肃王二十二年（前134年）说、战国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0年）说，或因史实混淆时间不符，或因计算在位年代有误，或因历法推算不相符合等，都在可以排除之列；至于战国赵武灵王二十二年（前304年）说，历法推算符合，证据实为孤证，所说理由推测多于史实，似乎应当排除；两汉五赵王都有可能说范围比较大，从年代推算有误、两汉诸侯王国纪年方式不同等理由排除其中的四位赵王，只有西汉赵王遂符合《群臣上醻刻石》所体现的字体、历法等方面的要求。再加上学者从多方面对于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年）说的论证，《群臣上醻刻石》的创作年代应当是汉文帝后元六年、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年）。
至于刊刻缘由，可能是赵王刘遂在当时当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寿宴，群臣建议立石铭纪，而刊刻了《群臣上醻刻石》。
风格
书法上，《群臣上醻刻石》的文字过于自然随意，有类非正规的“徒隶之书”，反映出一种山野的气息，较少秦刻石中端严、肃穆的气氖，少却许多秦刻石中常见的刻板与拘挛，不但字形欹侧俯仰无不如意，有些字的结构有意倾斜局部，造成行气的上下揖让连贯。与秦篆粗细一律的线条语汇相比，《群臣上醻刻石》在线条处理上趋于空灵与自由，不但粗细对比的幅度拉得很开，而且变直为曲、变方为圆、变转为折、变行为顿，动静无不如意，而又无处不合节律法则，具有潇洒自若的仙家气派。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①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笔益茂密。（《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②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朴茂雄深，得秦相笔意。（《广艺舟双楫·卷二·本汉第七》）
流传情况
清代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广平太守杨兆璜在河北永年发现《群臣上醻刻石》。1982年7月，《群臣上醻刻石》被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河北省文物局修建了石刻亭。2006年，又加筑了砖墙。2013年5月，包括《群臣上醻刻石》在内的朱山石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7-1498-4-001，时代：汉、唐）。2020年10月30日，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群臣上寿刻石》清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惠兆壬手拓本（有惠兆壬、陆玑、吴峻跋跋）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编号：12883）。
著录情况
著录《群臣上醻刻石》的著作主要有：清代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沈涛《交翠轩笔记》、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现代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沙孟海《中国书法史图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