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殷台县。《汉书·地理志》： “上殷台，莽日下殷台。”关于上殷台县的地望，研究者有诸多说法。汪士铎《汉志释地略》推定其地理位置在今辽宁开原市和抚顺市之间；陈澧《东墩集》《吉林通志》《东北历代疆域史》推测在今吉林市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又推定在今吉林通化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本又根据考古发现，将其比定为今通化市快大茂镇赤松柏村古城址。

（三）西盖马县。《汉书·地理志》：“西盖马，马訾水西北人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人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日玄菟亭。”西盖马县地望当在今浑江与鸭绿江合流处附近。西盖马之名当得之于盖马大山，古以今长白山和朝鲜境内的狼林山合称为盖马大山，西盖马意即位于盖马大山之西。《〈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推定在今朝鲜鸭绿江左畔楚山附近。

《东北历代疆域史》《东北历史地理》均比定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后者认为今集安市区高句丽古城下压的汉城即盖马县旧址。到东汉时期，玄菟郡治所再次西迁，其盖马县治可能也随之西移。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征辽东，李道宗所攻的盖牟城就是汉代西盖马县西徙的新治所，因“盖牟”与“盖马”音近。

贾耽《皇华四达记》：“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都。”根据这一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西徙后的盖马县治在今沈阳和抚顺之间的上柏官屯古城，也有人认为在今抚顺劳动公园古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则认为，西盖马县治所当在今朝鲜慈江道古丰、三乐里一带。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在原辖高句丽县、西盖马县、上殷台县的基础上，新增候城、高显、望平三县划归玄菟，玄菟郡治迁到抚顺市的劳动公园古城，另有迁移到抚顺市东洲区小甲帮汉城之说。辖今沈阳、抚顺、扶余一带，人口约4万余。

不久，高句丽开始蚕食玄菟郡在长城内的辖地，屡次袭边。

汉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与佐使公孙度出兵讨伐高句丽，斩杀数百人。伯固投降，其地归属辽东。熹平年间，伯固乞求归附玄菟郡。

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第三玄菟郡”（抚顺劳动公园古城）迁至今沈阳上伯官屯汉城，该城址地下文化层约1.5米处，出土了大量有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和青砖等。城址周围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也与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相同。

汉献帝时公孙度割据海东，“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夫馀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后“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

也就是说，有六万多人在拔奇和“涓奴加”的带领下归附公孙康那里去了，公孙康又让这六万多人“还住沸流水”，高句丽五部中两部几乎尽废。之后又因高句丽接收了“亡胡五百余家”，公孙度派公孙康、拔奇兵分两路攻高句丽。公孙康攻破其都城，焚烧邑落，迫使高句丽把都城及防线迁到了今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国内城”。

中平六年（189年），公孙度割据辽东，扶余、高句丽为其属地，公孙恭时高句丽开始谋求与曹魏联系欲摆脱公孙氏，魏亦派使臣到高句丽,与高句丽建立和亲关系，其后代出家为高句丽僧。

238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和鲜卑、乌桓、高句丽、流星联军灭公孙渊，废候城县，设高句丽、高显、辽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郡治沈阳上伯官屯。

265年，西晋建立，废辽阳县。后归慕容垂；子宝，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

404年，高句丽乘中原内战之机，占领玄菟郡，设玄菟城管领。

及至唐高宗与新罗联军灭高句丽，玄菟郡全境尽归唐朝，原境被改编成安东都护府。

《三国志》说，高句丽都于丸都之下，丸都应该指的是丸都山。高句丽核心地区——国内城地区在战国后期就已经被纳入燕国的二龙湖古城、吉林燕长城版图，这可以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得到印证。

高句丽兴起后，玄菟郡侨治到辽东郡北部，也就是今沈阳、 抚顺间，这就是第三玄菟郡。三国志中说高句丽五部人口有三万户。相较汉书记载，减少不少。按理说，这些地区的人口基本上是当地人口，不会轻易迁徙，总人口如何反而少了这么多了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得人口短期内大量死亡或者迁徙。史书中有以下几个可以解释的事件。

一、公孙氏的征讨。东汉末年，公孙氏雄张辽东，《三国志》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二、内乱导致的迁徙和战乱。东汉末年，高句丽王男武早亡，王妃于氏无子，于是矫诏迎立男武的三弟伊夷模为王，引发本该继承王位的男武二弟拔奇的叛乱。

《三国志》载：“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馀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经此一乱，高句丽因迁徙而损失的人口在六万多人，这些人应该迁徙到辽东了。

三、毌丘俭的征讨。公元244年（曹魏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俭攻破丸都城，再次给高句丽以巨大的灾难。

古代的人口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很快会恢复，直到重新遇到有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决定的界限。至晋朝司马乱辽东时，慕容鲜卑开始谋取辽东，高句丽通过辽东内乱招收大量汉人人口重新崛起。

“夫余”首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是《史记·货殖列传》：“（燕）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貊国在汉水（今辽河）东北，地近燕，灭之”燕以其地置二龙湖古城。

燕秦汉魏都曾在辽水以东建立障塞，为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构建的辽东郡军民镇戎体系。燕国障塞是燕国点线式长城体系的一个特点，比如辽西郡著名的赤峰市境内狗泽的狗泽都、辽宁省境内水泉的阳安都、大凌河的白庚都、酉城都；辽东郡著名的辽河的襄平、江海的上下障、吉林省境内辽河源头的四平二龙湖古城及吉林省境内鸭绿江中上游右岸的通化市、白山市，存有大量的长城遗迹。

这些长城，还是以“点线式”障塞形制为主体，构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统辖东方渔猎诸族藩属的大本营。燕塞—襄平—侯城—二龙湖古城—真番障塞线考古调查新发现据史籍文献记载，战国燕是最早在东北地区拓疆治边、修筑长城、设置郡县的中原国家。

《史记·朝鲜列传》亦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从中可知辽东郡治襄平城（今辽阳市区古城）是通向真番障塞和朝鲜障塞的两条交通主线的枢纽。

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中游及支流富尔江、蝲蛄河、大罗圈沟河两岸崇山峻岭上和沟谷隘口间，新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 180余处（段、道、墩、座）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塞垣”“列燧”“列障”“列堡”“列隘”及“列城”遗址。使沈阳—抚顺—通化—集安—临江（含朝鲜慈城郡）—长白（含朝鲜惠山市）之间的障塞7 2连成完整的一线，此线已发现障塞设施总数超过300处（段、道、墩、座），长度达 850公里，其主要形制为“点线式”障塞结构，仅“鸭绿江长城”中上游段形制为“线条式”长垣结构与“线段式”短垣结构。终点则是辽东郡真番障塞。

两汉时期，扶余国是继朝鲜国后东北各族中社会发展最为先进的地方政权，在东北朝贡成员中谨守朝贡制度规则，与汉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三国志·东夷传·夫余》记载：“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璧、圭、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

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推定，“濊王之印”是汉武帝设置苍海郡时赐给濊君南闾的，认为这时扶余的势力可能扩大到鸭绿江方面濊人地区。神崎胜认为这一推测若能成立，获得濊王印的扶余将其王城称为濊城，拥有对濊人的宗主权。

两汉时期，挹娄人始终臣属于扶余国。《三国志·东夷传·挹娄》记载：“挹娄……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

扶余国向挹娄人责取“租税”，挹娄人向扶余国贡纳“赤玉好貂”。扶余国作为汉朝的朝贡制度成员，又有自己的藩属部落，这种现象在汉朝边疆朝贡体系内并不鲜见。李大龙在研究汉唐藩属体制时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他指出：汉唐王朝宗藩体制内，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往往有自己的藩属体系，可称为“亚藩属体制”。两种藩属体制不属于一个层次，后者从属于前者。

《汉书·王莽传》记载：“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夫余本属玄菟郡管辖，献帝时，夫余王求改属辽东郡。其中原因如《三国志》所云：“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

汉献帝时，公孙度割据辽东，籍田、治兵，“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扶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又有扶余、濊貊之用。”

从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看，扶余国纳入朝贡制度以后汉文化传播到扶余地区，并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吉林市为中心，南到通化地区北部，扶余文化明显吸纳较多的汉文化因素，如在榆树老河深二期文化出土了汉式铁制生产工具、锸、凿；四乳四蟠纹镜、四乳八鸟纹镜、四神规矩镜、七乳七兽纹镜，鎏金铜带钩和错银铜带钩，以及五铢钱等；吉林市帽儿山扶余墓葬中曾出土精美的漆奁盒、耳杯、勺和丝织品等。

在扶余国的中心地——今吉林市地区甚至发现单纯的汉文化遗存，李文信认为出土于龙潭山车站至东团山子间之铁道两侧的汉族文化遗物，种类多，出土范围广，此绝非东北土著民所有，为汉人移住此地颇久，人数甚多，毫无容疑。若如李文信所言，在扶余地区出现了汉人聚居点，说明扶余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公孙氏政权被曹魏、鲜卑、乌恒、高句丽、流星联军消灭后，原公孙氏朝贡制度下的夫余和倭人等东北民族马上便转向对曹魏政权遣使朝贡，黄初元年（220年）三月，“秽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夫余王麻余时，大使位居把持国政，“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此时公孙氏政权或已被曹魏所灭。

魏齐王正始五年（244年），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毌丘俭率军讨伐高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犬加郊迎，供军粮”。扶余以六畜名官，犬加、牛加皆为官名。扶余为魏提供军粮，是地方成员对郡治应尽的义务。至太康六年（285年）为鲜卑所灭。

真番障塞，《史记· 朝鲜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 。当谈及燕国的铁器和货币的时候，不能不重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燕国的货币向北基本上没有越过燕国的北长城线，向东却传播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而且在我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及苏联的滨海一带亦有出土。

考古资料证明，朝鲜慈江道渭源郡龙渊洞曾出土过大约四百枚明刀币，江界郡仲岩洞和吉多洞分别出土了二百五十枚和大约四千明刀币，平安北道的昌城郡梨川洞和宁边郡都官洞、平安南道的宁远郡温阳里以及朝鲜半岛的南部地区也都出土过明刀币。

根据《茂陵书》记载的里数，沿着海岸线测算，真番郡治大约位于中俄交界地区。真番和率滨、恤品、绥芬可能有某种联系。《三国志·魏书·东沃沮传》：“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真番郡）。”

《黑龙江通志纲要》：“黑省东封，古多争战，实为汉唐来兵力所及。余尝巡边至洮南，过突泉，闻有残石，刻汉隶大将军字样，意必卫青出塞，偏师所及，留此残迹，而汉使徐自为筑城鄣列亭至卢朐，尤为汉时兵力已及黑境之证，纪功勒石，岂遂无人。迨至辽金元，文事武功，后先继盛，遗迹流传，亦多古物。余修省志，文献无征，而金石一类尤寥寥可数，安得好古之士随处留心，采访征集，续辑成编，庶足为考古者之一助欤。”

公孙氏政权的兴起，打破了东北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一度崛起的高句丽被压制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原本臣属高句骊的三韩、濊成为了公孙氏的势力范围。“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还有一件事，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肃慎氏献楛矢于魏。肃慎即挹娄、沃沮，生活在今兴凯湖、绥芬河附近，如同《晋书·四夷传·东夷传》所述：“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遥远的肃慎氏贡献楛矢，一向被视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当政才有资格获得，秦皇汉武这些好大喜功的雄主都不行。魏明帝真的上比武王、周公吗？

青龙四年，辽东的主人还是公孙渊，肃慎要想去洛阳上贡献，只能取道扶余、玄菟和辽东，没有公孙渊的首肯，怎么可能实现？青龙元年公孙渊斩送吴使臣张弥、许晏，认识到错误的对魏政策带来的危险，这时一定在想尽办法补救，那么导演一场“天降祥瑞”来赢得魏明帝的欢心，的确是上上之策。

这样看来，肃慎氏的这次行动，一定与公孙氏有关。也就是说，公孙氏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远在乌苏里江流域的挹娄，这才是虽秦汉之盛，犹未能也。魏末晋初挹娄脱离扶余自立。

霍云、五鹿充宗、宣彪、蔡讽、姚光、公孙琙、耿临、公孙度、王赞、王颀、侯玄嗣、裴武、高诩、刘佩、乙逸、吉贞、高隐。